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煤炭工业从百废待兴的旧中国艰难起步，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锐意进取，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70年来，从简易落后的煤矿生产到建设大型现代化智慧煤矿，煤炭生产不断攻坚克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煤炭工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煤炭清洁高效消费利用水平迈上新台阶。作为能源支柱和基础产业，煤炭工业有力地保障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一、煤炭作为能源的主体地位继续得到彰显，并有力支撑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煤炭的国家，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的工业原料。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的人民政权以最初接管的200多处小型煤矿为基础发展煤炭工业，总产量仅有3243万吨，平均单产仅为15万吨左右，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比高达9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推动新中国不断发展的“动力之源”。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后，我国煤炭工业通过不断改造旧煤矿、建设新煤矿，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57年产煤1.31亿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62年产煤2.2亿吨。经国民经济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5年全国煤炭产量为2.32亿吨，到1978年实现6.18亿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煤炭工业机械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逐步构建起了较完备的煤炭工业体系，煤炭工业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巩固。1998年我国原煤产量达到12.50亿吨后逐年增长，2008年煤炭产量达到27.93亿吨，2013年达到创纪录的39.69亿吨，之后开始下降。2018年达到36.8亿吨，比1949年增长114倍，年均增长7.1%；前10强煤炭企业原煤产量18.7亿吨，占全国的50.82%，增长10.34个百分点；亿吨级煤炭企业达到7家，5000万吨以上企业达到17家；全国煤矿采煤、掘进机械化程度已分别达到78.5%、60.4%。从煤炭储量来看，截至2017年底，我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为1.67万亿吨，新增查明资源储量为815.56亿吨。2018年我国煤炭消费占比已经降到59%，但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不会改变，煤炭作为基础能源的作用将继续彰显。

二、煤炭工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开始进入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优产能新阶段。

长期以来，我国煤矿呈现以多、小、散、乱为特点的生产结构。1997年全国煤矿数量最多时达8.2万多个，大中型煤矿产量不足30%。2008年底，13个大型煤炭基地煤炭生产能力占全国总量的80%，全国年煤炭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煤炭企业达到了43家，产量15.01亿吨，占全国煤炭产量的53.74%。“十三五”期间，煤炭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累计达8.1亿吨，年产30 万吨以下煤矿产能减少到 2.2 亿吨以内，产能利用率上升为70.6%，煤炭行业由总量性去产能转向系统性去产能、结构性优产能。到2018 年底，全国煤矿数量减少到 5800 处左右，目前已经下降到不到5700处，平均产能提高到 92 万吨/年左右。前 8 家大型企业原煤产量 14.9 亿吨，占全国的40.5%，同比提高 0.2 个百分点。同时，原煤生产继续向优势地区和企业集中，产业集中度继续提高。内蒙古、山西和陕西三省(区)原煤产量占全国的69.6%，原煤生产企业户均产量136.7万吨，产业集中度创历史新高，煤炭产能结构进一步优化。

与此同时，大型企业兼并重组持续推进，煤炭企业改革发展步伐加快。1998年原煤炭工业部撤销后，直属煤炭企业下放省级管理，企业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快速推进，兼并重组力度加大，起初以省级区域为中心建立煤炭集团，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煤炭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大型煤炭基地不断涌现；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煤炭上下游企业兼并重组、一体化开始向着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发展。2017年11月，原神华集团和原国电集团经强强联手、专业化组合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创造出四个世界之最，极大地提升了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

三、煤炭开采科技含量不断提升，煤炭生产实现了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历史性跨越。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的人民政权接管的煤矿大多受到破坏，面临恢复生产、提档升级、技术改造的重任。“一五”期间，重点推进了15个老矿区和10个新矿区的建设，逐步组建了地质勘探、煤矿设计、建井施工等专业化队伍和领导机构，为后来的煤矿机械化开采奠定了基础。1970年11月，我国按综合机械化开采模式在大同煤峪口矿进行实验，这是我国第一个综采工作面，由此拉开了综合机械化开采的序幕。上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我国煤炭工业开始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和自动化建设。1989年，全国煤炭第一条光通信线路在北京矿务局开通。2005年，兴隆庄矿建立了采用千兆工业以太环网实现三网合一的综合自动化系统。近年来，高分辨三维地震勘探技术研究和应用取得新的突破，卫星遥感、航空测量、数字化地理信息等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千万吨矿井建设施工和深厚冲击层建井等技术已经成熟；年产1000万吨、大采高综采国产化成套装备在井下成功应用，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同类装备的先进水平；重介质旋流器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煤层气资源化勘探和大规模开发试验取得初步成果，煤矸石综合利用、劣质煤发电、矿区沉陷治理、矿井水资源化利用与处理、煤系地层共伴生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研究和工程应用工作广泛开展。

2018年底，我国大型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96%，掘进机械化程度提高到54%，智能化采煤工作面有70多个，无人开采工作面有47个。随着一批国家级智能化示范矿井的建成，我国煤矿“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少人”成为现实。

三、煤炭工业绿色矿山建设获得新突破，生态文明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取得前所未有成就，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煤炭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长期以来，在煤矿开采过程中采肥弃瘦、“挖白菜心”现象较为普遍，在为国家社会奉献优质能源的同时，煤炭资源、矿区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上世纪90年代起，煤炭企业开始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新路子，一大批煤炭企业建成了富有特色的循环经济模式，如河南鹤壁煤业、山西塔山煤业、安徽淮北煤业等模式。进入新世纪后，煤炭行业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开始将产业链向下游延伸，煤炭企业与煤电、化工、建材、冶金、物流等企业重组联营进入新阶段。在煤矿绿色开采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采场岩层控制理论，建立了包括保水开采、充填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煤-水双资源协调开采、无煤柱开采的绿色开采技术体系，发展出切顶卸压无煤柱自成巷开采技术和以超高水、膏体、固体为充填物的井下充填开采技术，采煤塌陷地治理和矸石山生态修复进一步加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煤炭企业共同的价值追求，绿色矿山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18年6月22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煤炭等行业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已于2018年10月1日起实施，到2020年基本形成节约高效、环境友好、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发展模式。如今，徐州贾汪的采煤塌陷区蝶变成美丽的潘安湖4A级景区、国家湿地公园，开滦唐山矿沉陷区改造成为风光旖旎的城市南湖公园，阜新海州露天煤矿资源枯竭关闭后建成第一批国家矿山公园，湖南煤炭坝矿区因地制宜华丽变身为影视基地，成为矿区转型和生态治理的样板；而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和秋收起义策源地、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著名老工业基地之一的安源煤矿实现转型升级，带动城市发展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四、煤炭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方向得到深化，基础价 浮动价的煤炭价格中长协机制不断推进，煤炭作为基础能源的安全保障作用日益彰显。

新中国成立初期，煤炭生产销售由国家统一调配，煤炭价格未涉及煤炭资源价值补偿。从体制上看，煤炭体制长期沿用计划经济体制，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煤炭企业严格执行国家计划，投资、生产、运输、销售、价格等要素均由国家统一计划，赢亏由国家统一平衡。

1978年改革开放后，煤炭价格基本由政府决定，主要由原煤炭工业部和原国家物价局定价。从投资体制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煤炭投资建设逐步由政府投资发展为到政府、社会、企业和自然人等主体共同投资。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推行煤炭资源有偿使用，推进煤炭订货制度改革，按市场需求，供需双方自主协商的定价机制稳步推进。1992年，在徐州和枣庄两个矿务局进行放开煤炭价格试点，煤炭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拉开序幕。2002年起，取消电煤政府指导价，实行市场定价；2004年，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形成电煤价格“双轨制”；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建立以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为主体，以区域市场为补充，以网络技术为平台，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市场交易主体自由交易的现代化煤炭交易体系。201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取消重点电煤合同，实现电煤价格并轨。2017年，煤炭中长期合同与“基础价 浮动价”定价机制确立。

当前，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已经成为业界最具影响的市场煤价风向标，港区库存变动已经成为观察市场供需变化的重要参考指标。这些表明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煤炭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基本形成。

五、得益于煤矿科技投入和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步好转，煤矿职业安全健康、劳动保护跨入新时代。

煤炭生产属于高危行业，我国煤矿地质条件复杂，瓦斯、水、火、煤尘、冲击地压等灾害时刻威胁矿工健康和生命安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开采技术比较落后，大多煤矿使用比较原始的镐刨、手装锹、木支柱支护，运输使用人力或畜力，这些原始简易的生产方式导致事故率居高不下。1978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9.713。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首次降至0.5以下，2013年降至0.3以下，为0.288，2018年下降到0.093，首次降到0.1以下，实现了煤矿安全的历史性跨越。

这些成就与煤矿安全生产领域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创新密不可分。首先，国家加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力度，煤矿安全投入大幅增加，煤矿管理者、从业者综合素质大幅提高；其次，科技创新使安全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大功率采煤机、岩巷掘进机、露天开采设备、大型运输提升和先进洗选设备的科研攻关取得突破性进展，煤炭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率显著提高，千万吨级的综采配套装备攻关取得成果，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安全六大系统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达到新的水平，为煤矿安全生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三是创建了“煤层瓦斯流动理论”“煤-水双资源协调开采理论”和“煤与瓦斯共采理论”，形成了瓦斯“先抽后采、治理与利用并举”的瓦斯综合治理技术体系、矿井水防控与资源化利用技术体系、矿井复杂地质构造与灾害源探测技术体系、深部开采突水动力灾害防治技术体系和大空间采空区防灭火技术体系。

进入“十三五”以来，持续开展“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技强安专项行动，以机械化生产替代人工作业、以自动化控制减少人为操作，实现高危作业场所作业人员减少30%以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巡检、选矸等11种机器人在煤矿井下得到应用，掘进、喷浆、搬运等19种机器人已立项研发，煤矿机器人发展势头迅猛，安全生产水平大幅提高。

六、煤炭消费和利用呈现出清洁化、多元化发展模式，煤炭作为燃料与原料并重实现革命性进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取得历史性成就。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事实上的“贫油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90%以上，并长期稳定在七成以上。2013年，我国煤炭消费达到创纪录的42.4亿吨后开始下降，2018年全国煤炭消费38.3亿吨，首次降到六成以下。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了较为现代化洗煤厂，新中国煤炭洗选加工业从无到有。改革开放之前，煤炭洗选基本停留在“洗煤保钢”的层次上，原煤入选率仅为18%左右。1978年，原煤炭工业部颁布《煤炭质量、数量管理规程》，开始根据煤炭产品质量分级管理。1990年，年产25万吨的兖日水煤浆试验厂开工建设，随后相继研发成功大型重介质旋流器选煤技术、新一代空气重介干法选煤技术和大型全粒度级复合式干法分选技术。2018年，我国原煤入选率达到71.2%，入选原煤能力和原煤入选总量都稳居世界第一，已经迈入世界选煤强国之列。从用煤大户火电用煤来看，火电用煤占56.9%，煤电超低排放改造超过8亿千瓦，排放标准世界领先，占煤电装机的八成以上，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清洁高效煤电体系。同时，煤炭作为现代工业的原料从无到有，现代煤化工发展一枝独秀，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气、煤制乙二醇年产能分别达到1138万吨、1112万吨、51亿立方米、363万吨；煤矸石综合利用率达到70%，矿井水利用率达72.8%，煤矿瓦斯井下抽采利用率达到50%以上。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自主知识产权、全球唯一的煤直接液化技术，已经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

当前，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和北方地区清洁供暖攻坚战，对低阶煤分级分质、梯级利用成为重要举措。山东兖煤蓝天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研发出以烟煤为燃料的煤炭高效清洁燃烧成套技术，通过将烟煤型煤提质改性和解耦燃烧炉具相结合，为我国占多数的低阶烟煤清洁化高效利用开辟了新路径。

七、我国煤炭国际贸易由弱到强，融入国际产业开放与合作有序推进；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为煤炭行业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煤炭工业技术装备十分落后，亟待开展国际合作，但当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也仅限于与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一五”期间，前苏联对我国的煤炭建设起到重要作用。1972年之后，我国开始和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煤矿装备、煤矿技术的引进与合作。1978年改革开放后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煤矿技术与装备，并开始设立煤炭合作开发企业。1985年7月1日，总投资6.5亿美元、年产煤1533万吨的中美合作经营项目——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正式开工建设，我国露天采煤技术跨越了30年的技术鸿沟。本世纪初，我国已研发出世界上最大采高、最小采高、最大倾角的综采成套装备，并成功实现了技术和产品对其他主要产煤国家的出口；2006年5月，兖矿集团与德国鲁尔工业集团DBT公司签署两柱式综采放顶煤液压支架技术专利转让合同，我国煤炭企业开始向发达国家输出先进采煤技术。

从煤炭国际贸易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煤炭贸易实行国家统管的外贸政策，优先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其次发展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最后才是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煤炭进口244万吨，出口312万吨；2003年创下出口煤炭9402万吨的最高纪录。2004年4月，国家出台了鼓励煤炭进口的政策，导致煤炭进口增加、出口回落，2009年我国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煤炭净进口量超过1亿吨。2013年煤炭净进口达3.2亿吨左右。2014年以来，我国年净进口煤炭维持在2亿-2.8亿吨之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实施，为我国煤炭工业全方位开展国际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煤炭行业持续推进与主要产煤国政府、国际能源机构和大型企业的联系。

九、我国煤炭管理体制、管理模式不断创新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善、中国特色的煤炭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能源行业发展程度较低，国家设立了统一的能源行业管理部门即燃料工业部，下设专门管理煤炭的煤炭管理总局和其他各局。1955年，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对能源的需求快速走强，石油、煤炭、电力各部门迅速壮大，燃料工业部被分拆成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这是煤炭行业第一次有了专业和专门的中央一级管理部门。1958年，撤销各大区煤炭管理局、地质部石油地质局，合并水利部与电力工业部，成立水利电力部，此后经历了管理权限调整。1970年，煤炭工业部被撤销，成立由煤炭、石油、化工等三部门一体的燃料化学工业部。同年6月，将原煤炭工业部与地方双重领导的煤炭企业下放地方。1975年撤销燃料化学工业部，重新成立煤炭工业部。1980年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负责管理石油、煤炭、电力三个部门，两年后的1982年又撤销。1988年，煤炭工业部被撤销，组建能源部，统管国家能源工业。1993年能源部撤销，重新组建煤炭工业部。1998年，撤销煤炭工业部，煤炭工业由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发展计划委管理。2008年，原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和原国防科工委的核电管理职能合并，成立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管理。2013年，原电监会和原国家能源局重组为现在的国家能源局，统一行使煤炭等能源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与管理等职能。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煤炭法律体系基本是零，随着煤炭工业的发展壮大，煤炭法律体系逐步建立。1980年，原煤炭工业部颁布《煤矿安全规程》，1986年颁布《矿产资源法》，1996年出台《煤炭法》，2002年出台《安全生产法》，后经多次修改完善。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一大批关于煤矿监察、安全管理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2011年发布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煤炭产业政策》。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煤炭法》《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法》《矿产资源法》《资源税法》为主的煤炭法律法规体系。

十、煤矿干部职工素质和矿区生活环境、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煤矿人才队伍、企业文化与矿地和谐矿区建设达到新高度。

新中国成立前，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工农红军的重要来源，煤矿工人有着一种“特别能战斗”的行业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和造就又红又专的煤矿干部职工队伍成为当务之急，我国陆续设立了由国家煤炭工业部直管的14所本科院校、118所各级煤炭技工学校，为煤炭行业培养了大量专业化人才；新世纪以来，煤炭职工队伍达到550万左右，煤矿井下陆续出现“大学生采煤队”，成为新时期煤炭工人的优秀代表；与此同时，煤炭行业高层次科技人才层出不穷，培养出两院院士30名，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百余人，形成一支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队伍。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煤矿工人80%以上居住在简易的棚户区，随着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职工队伍综合素质和技术素质明显提高、收入显著增加，采煤沉陷区治理、棚户区改造取得较大进展，职工物质和文化生活有了新的提高，矿地和谐矿区建设达到新水平。1998年煤炭工业部撤销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评选煤炭工业劳动模范、五一奖章获得者，“寻找‘感动中国’的矿工”、“寻找最美青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展现了新时代煤矿工人的风采。多年来，煤炭行业定期举办的中国煤矿艺术节、“乌金杯”“乌金奖”“石圪节精神奖”等系列赛事以及全民健身活动，丰富了矿区文化生活，弘扬了煤炭行业正能量，矿工精神面貌得到提升，和谐矿区建设取得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