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用煤已有两千年历史，但五口通商后，跨越大洋运来的洋煤硬是比土煤便宜，轻松垄断市场，夺取了煤炭定价权。洋人若在紧要关头操弄煤价，足以摧毁自强运动的任何成果。美国公使蒲安臣于1864年算了笔账，中国轮船一年耗煤40万吨，大多是由英国、澳大利亚与日本运来的洋煤。当清廷筹备轮船招商局时，最大的顾虑是购用洋煤，“洋人居奇，反为掣肘”。

土煤比洋煤贵，主因在运输。煤是非常笨重的货物，以传统牛马大车运输，运费太高；而欧美煤矿以铁路运到港口，运输成本压到最低。木轮牛车一车拉800斤，折合8担；火车一个车皮装20吨，折合333担。一列火车10个车皮，运力相当于400多辆牛车，速度更无法相比。唯有使用铁路运煤，才能与洋煤竞争。只是清廷视铁路为“坏我地方田庐，蹙我民间之生计”的坏东西，禁建铁路，洋煤因此势不可挡，独霸中国市场。煤矿成败在交通。1877年，李鸿章痛定思痛，开办开平煤矿，不但用洋机械开矿，更由交通根本做起，毅然兴建铁路，大幅压低运输成本。开平煤果然卖出比洋煤便宜的好价钱，夺回本国市场，使中国的工业化步伐稳健。柴米油盐酱醋茶，燃料是民生必需品之首。煤炭昂贵，老百姓买不起，烧饭取暖只能烧柴草干粪。1900年代，与铁路结合的新式煤矿压低煤价，更创造了价廉物美的煤球，成为城市的主要家用燃料，引起新一波城市发展热潮。可以说，开平煤矿不但是中国工业化的发动机，更是城市化的推手。

中国到处是煤矿，马可·波罗东游时见到中国人烧“黑色石头”，大感惊奇。然而，黑色石头非常笨重，运输不易，连产煤区都烧不起煤。

国内煤藏之富，首推山西与绥远，但铁路不发达，晋绥煤出不了省境，货弃于地。1936年驻军晋绥的魏化灏，亲见当地老百姓以原煤砌墙铺路的奇观。他回忆：“提起山西的煤，说来真是无尽的宝藏。当我们由府谷行军到朔县、晋北这一片黄土高原，在大沟中到处可以看到煤层。厚的煤层，高达一丈以上，而且有好几层。家家窑洞前面的围墙，都是用大煤块砌成的。一个煤块长约三尺，宽约二尺，厚约一尺余。估计一个煤块，最少也有两三百斤。有时我们行军时，路基就是煤层。”

华北的传统运输工具是牛车。若是20公里以上的长途运输，每吨煤炭的运费是每公里白银2分多。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四面是煤矿，最近的烟煤来自萨拉齐，距离省城110公里。萨拉齐矿边交货每吨大洋4元，运到归绥城飙升到7元1角。老百姓买不起，只有官府、富商与旗营满人才以煤为家用燃料。

1882年，轮船招商局投资兴建开平矿务局——这是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采企业。

若远离煤产区，烧煤更是奢侈。最富庶的长三角，传统煤炭集散市场在扬州瓜洲镇，但老百姓用不起煤，瓜州煤的客户主要是不能停灶的餐馆与高温开炉的铁器铺。

大江南北老百姓的日常燃料千年不变。长江以南多树林，有钱人家烧木炭，普罗大众烧杂柴、芦草与稻草秸秆。长江以北童山濯濯，老百姓只好以秸秆为主要燃料。秸秆不耐烧，搜集时更要深入闷热青纱帐，苦不堪言。过了秋季，高粱秸烧完，只能将俗称“麦碴子”的麦秸锄出来当燃料。华北烧大炕，需要热力持久的燃料，麦秸却是火小灰多。若连麦秸都供应不上，只好将人粪与牛马粪晒干，充作燃料。

即使是首都级的大城市，也得烧秸秆。在紧邻抚顺煤矿的沈阳，老百姓以秸秆、杆干草为主要燃料。本地文史记载东关柴草市“多数是高粱秸，还有榛子秸、豆秸、苞米秸、高粱、松树挠等。草有谷草、稗草、茅草等”。

北京城是用煤烧饭取暖的异数，京城西郊门头沟就是大片煤田。但直到光绪年间，煤炭仍是京城老百姓烧不起的奢侈品，因为京西煤窑“僻在山陬，宅幽而势阻。凡煤窑处所，尽在冈峦起伏之中”，只能靠骆驼驮运进城。由门头沟到阜成门，全长不到50公里，但这区区50公里的驼运成本，使煤价翻了三番。西山矿边买煤，1000斤白银2两，京城交货涨成6两。

只是北京城里贵族、京官与大商户多，高端住宅流行烧煤，才撑起了京西“煤黑子”产业链。庚子事变，大官富商出逃，京城煤炭业马上崩落。京津老字号“成兴顺煤栈”于1900年开张，做煤炭零售生意，但“煤是笨重商品，又要长途运输，庚子事变之后，市面萧条，无人愿干这行生意，获利不多”，只能改行卖水泥。

要让老百姓用得起煤，关键在交通，尤其是铁路。

李鸿章首先意识到铁路是煤矿成败关键。他曾尝试开发磁州的六河沟煤矿，但磁州深处内陆，“运道艰远”，算盘一打，根本办不起来。要抵抗洋煤，只能开铁路，铁路却是当时的政治禁忌。

自强运动时期，舆论普遍认为“火轮车”是洋人的坏招，同光中兴群臣一致反对开铁路。李鸿章本人曾上奏议论铁路是“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的洋人阴谋。直到1870年代，日本引进英国技术开煤矿，不但机械凿井，更铺设运煤铁路，使产量激增，李鸿章才猛然醒悟。

1876年，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到唐山，筹办开平煤矿。唐廷枢不是科甲正途出身，而是英国怡和洋行买办，满身洋铜臭，与科甲官员格格不入，但他的眼界也与保守官僚大不相同。果然，唐廷枢的勘矿报告由交通出发：“天下各矿盛衰，先问煤铁石质之高低，次审出数之多寡，三审工料是否便宜，四计转运是否艰辛。”

唐廷枢明确指出，煤矿成败在交通，更以铁路为中心，规划完整的海陆运煤交通网。开平煤矿位于天津东北，距离京津市场70公里，若以牛车运输，成本过高，没有开采价值。改以轮船海运，也要将原煤运到40公里外的小港芦台，运费仍然压不下来。于是，唐廷枢慷慨提议铺铁路：“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煤之利……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难振作也。”

开平矿务局的第一个铁路构想，是建造接通唐山矿区与海滨涧河口的100华里铁路，总价白银40万两。唐廷枢保证铁路一通，两年可以回本。“若每年运煤十五万吨，可省开平至芦台车力银三十三万两。”

这每年33万两白银的陆运“车力银”，是开平煤的成败关键。当时日本煤在上海交货，每吨6两。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开办的中国第一个机械矿井基隆煤矿，铺设2公里“马拉火车”轻便铁路通达海口，跨海到上海，每吨4两5钱，成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煤矿。只是数量不足，无力取代日本煤。唐廷枢指出，只要铁路开到芦台港，开平煤上海交货价同样可以压到每吨4两5钱。

开平煤矿的潜力远大于台湾。基隆煤矿经营5年，年产量5万余吨；开平煤矿同样经营5年，年产量24万吨。只要开平煤矿铺铁路，洋煤将于一夕之间边缘化。

但在唐山开矿的同一年，国内反对铁路之争达到最高潮。怡和洋行擅自铺设淞沪铁路，引发激烈争议，清廷强硬交涉，买下全路拆除。开平煤矿的铁路计划随之搁浅，只好开凿运河替代。全长70华里的煤河由唐山矿区旁的胥各庄通入蓟运河到芦台，内河转运天津，出海直放上海，交货价每吨压到5两，比日本煤低1两，果然有力挤压日本煤。

成为黄金航道，但运河无法翻山。唐山矿区位于高地，到胥各庄之间的15华里无法引水开运河，这短短15华里的陆运成本，足以毁掉开平煤。于是李鸿章与唐廷枢悄悄兴筑由唐山通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奏折与文书则以“硬路”、“快车路”与“马路”等词打马虎眼。

1881年初夏，唐胥铁路以马拉火车的笨方法蒙混通车，再先斩后奏，使用真正火车运煤，引起轩然大波。唐山距离清东陵200里，言官奏以“震动东陵”大罪。但此时新疆军情紧急，李鸿章与刘铭传联合醇亲王公开提倡修铁路，“火轮车”不再是禁忌。唐胥铁路居然闯过难关，奉准行驶。

唐胥铁路成为中国铁路。自此之后，铁路成为救国大政。而唐胥铁路的继续展筑，更使开平煤矿迅速发展成中国第一大矿。1887年，唐胥铁路展筑到芦台，煤炭出矿后用铁路运到码头。1888年展筑到大沽与天津，直接运入华北最大消费市场。1894年向北展筑到山海关，担任东北国防重任。但开平煤的水陆交通网，还差最后一步。

1881年6月，李鸿章（中间长须者）乘车视察正在修建的中国首条自办铁路唐胥铁路。

开平煤矿以塘沽为海运基地，构成通达广州、营口、上海浦东、天津河西、烟台与香港的运煤航线。但塘沽入冬结冰，只有取得不冻港，才能激发开平煤的全部潜力。1898年，开平矿务局于秦皇岛开港，建立轮船队。铁路与不冻港到位，开平煤取得独大地位，手握全国煤炭定价权。1880年代的日本煤每吨白银6两，开平煤必须以每吨大洋8元（白银5.84两）的略低价格竞争。1930年代，日本杵岛烟煤在南京交货每吨13元，开平烟煤14元，价格略高也能竞争。

开平煤矿为新一代“煤老板”点明发展方向，新式煤矿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国内煤产量大增，也压低了煤价。不但工业与交通用煤得到保障，老百姓更烧上了煤球。

自1890年代起，新式煤矿个个“路矿”并重。1902年，英商福公司于焦作开矿，自行修筑道清铁路；1906年，胶济铁路铺设张店博山支线，博山采矿业火热爆发；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井陉与阳泉煤矿随之崛起；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临城峄县鲁南煤畅销全国；1916年，京张铁路向绥远展筑，通过晋北，引发大同煤田开发热。

铁路能兴矿，也能搞垮煤矿。1907年，实业家马吉森于磁县成立六河沟煤矿公司，铺设轻便铁路通到京汉铁路线上的丰乐镇。但轻便铁路无法与重轨干道接轨，换车装卸费用高昂。他困苦经营十余年，改变策略放弃自办轻铁，请京汉铁路局铺设宽轨支线，重金租用，才能稳定经营。1917年，阎锡山重臣马骏在晋城开办同记矿路公司，无烟煤质量远超邻县焦作的英资福中煤，但英国人抵制铺设铁路，发展无门。直到1930年代，兴筑晋博铁路与道清铁路接轨，才得以发展。

各大路矿使煤价降低，但每吨8元左右的价位，仍然只有达官富商用得起。而且煤块的火力不易调整，也是一大难题。华北传统民房睡大炕，灶台就在炕边，同一炉烧煤块，明火又大又持久。但淮河以南不睡炕，单纯烧大锅，不如用柴草。

更麻烦的是，新时代的城市居民用不了大块煤。清末民初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地小人多，房产开发商顺势兴建密集的里弄式住宅。上海的“石库门”住宅区盖起两层楼房，北京胡同长列式房屋，烧柴草很危险。而且打工族大多是五口之家左右的小家庭，用不了大块煤。北京社会调查所报告记录了1920年代京城居住状况，一般工人家庭每家一间房，8.3平方米到10.7平方米，狭小的居住空间一半是炕，既不需要烧大量饭菜，也没有烧大锅的空间。

新式城市居民急需火力较小的新型家庭燃料。以火车直接运入京津的开平煤，解决了城市居民的燃料问题。

天津的成兴顺煤栈每年销售开平煤3万余吨，专做高档生意，生意做进紫禁城，使原本烧银炭的皇宫改烧硬煤。王公之中最穷困的豫亲王府却不买硬煤，专买“煤末”。成兴顺的老板师祝三前往调查，原来豫王府烧的是“煤饼”。

原煤洗去杂质成为精煤，成块出售，火大易烧。破碎混杂的煤屑则俗称“煤末子”，不易燃烧，价格低廉。买不起大块煤的老百姓，常买煤末掺土压成煤饼。《天工开物》记载，明代老百姓以煤屑造煤饼，“用洁净黄土调水作饼而烧之”，但煤饼并不耐烧。师祝三潜心研究，发现将饼状改为球状，火力大增。再实验出每百斤煤末掺土18到20斤的理想比例，“则粘度适宜，不松散破散。燃烧后炉灰疏灰易下，不炼膛，不出焦”。

煤球体积小，可以在小型炉里烧，完美符合城市住宅的燃料需求。更可喜的是，煤球不需经常点炉，还能调整火力。传统烧大灶，点燃柴草是耗时耗力的苦差事，一阵旺火烧完，下餐又需重新再来。但在小煤炉底烧柴点煤球烧壶开水，烧完将风口关上，煤球火力下降，暗火慢烧，不会熄灭。再要用时打开风口，火力复炽，持久耐烧。煤球烧完之前，向炉里续个新煤球，炉火即可持续不熄，最适合城市打工族的快节奏步调。于是，京城老百姓不再烧柴草。北平社会调查所于1929年调查城内48户工人家庭，家家用煤球，“实为北平之主要燃料”。做饭改在院子里烧小煤炉，冬天也不再烧炕，改以煤炉取暖，“冬日设于室内，既能煮饭，又可取暖。夏季则将煤炉移出屋外”。名作家梁实秋忆起《北平的冬天》，第一印象就是摇煤球。“煤球儿是为厨房大灶和各处小白炉子用的，就是再穷苦不过的人家，也不能不预先储备。”

价廉物美的煤球迅速风行北中国各大城市，长江以南则晚了20年才开始烧煤球。1926年，上海实业家刘鸿生开办“中华煤球第一制造厂”，首创机器制造煤球，一炮而红，只费了一个冬季，小煤炉就取代了传统的柴爿行灶。机器煤球热迅速席卷江南各大都市。首都南京于“一·二八”淞沪战役后组成“南京技术合作委员会”，进行全面社会调查，作为对日作战总动员的参考，发现煤球已成为主要家用燃料，“煤球价廉，市民用者尤众”。

城市改烧煤球，用火危险大减，眼见楼房越盖越高，小区越来越密集。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大批游资涌向城市，大建里弄小区，上海“石库门”更大胆盖起“三层阁”，加快了城市化的速度。

然而，创造煤球的开平煤成为国防隐忧。

开平煤矿于1890年代大获成功，却迅速沦为国耻。1900年，八国联军到来，英国商人窃占全矿。1911年，政局混乱，洋人再占滦州煤矿，“开滦煤”成为国耻印记。国内“煤老板”奋起直追，1920年代已将开滦煤的市场份额压到1/3。但每年输出量700万到800万吨的开滦煤矿，仍掌握着定价权。

更糟糕的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失利，包括开滦矿区在内的冀东22县落入日寇之手，南京政府鞭长莫及，只能听任英国人继续把持开滦煤矿。华北风云紧急，要救亡图存，必须打破开滦独霸之势。1930年代，南京当局锐意经营煤矿，不但调高洋煤关税，更建立一批大矿，与开滦互争雄长。在长江流域，当局全力开发皖中煤田，于怀远成立淮南煤矿局，铺设由矿区直达长江裕溪口的淮南铁路，更将裕溪口码头扩建为5000吨级的中等河港。1936年，铁路与港口初步到位，淮南矿产煤量逼近60万吨。

在华北，当局全力扶助1899年成立的枣庄中兴煤矿。中兴矿原以台枣铁路接通大运河商埠台儿庄，以临枣支线接通津浦铁路。当局由台儿庄继续铺设台赵支线接通陇海铁路，更复制开滦经验，于陇海铁路东端海口建设连云港，购置轮船队，建立矿路港一体的运输优势。1936年，连云港完成初步建设，虽然只是4000吨等级小港，但已使中兴煤出货量由25万吨激增至70万吨。自办路矿打破了开滦的独大定价权，南京当局进一步夺回洋人窃占的路矿。河南焦作的福中煤矿由英商福公司盘踞，年年蚀本。蒋介石乘机出手，以地质学家翁文灏接管，改称中福煤矿，两年整理有成，年出货量超过100万吨。英国人完全退出经营，给点股票了事。

六载经营，三个大矿已经赶上开滦煤矿1/4产量，而黄石、大同、阳泉、晋城与粤北等地煤矿，也快速发展。在上海，烧开水的“老虎灶”改烧中福煤，机制煤球改用黄石煤；在南京，中福煤与开滦煤打成平手；在长三角煤炭集散市场镇江，淮南、黄石、贵池与鲁南煤已经将开滦煤挤出市场；在连云港，装船出货的中兴煤不但运销国内各埠，更进军南洋，与越南鸿基煤争夺市场。抗战军兴，各大路矿陷入敌手，但技术内迁，开滦模式在内陆加速复制。在江西，抗战军兴前夕通车的浙赣铁路与粤汉铁路，使长年不振的萍乡煤矿起死回生，1938年产量达到31万吨。在四川，大后方最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北碚，以轻便铁路与嘉陵江铺开水陆运输网，200余家煤矿公司最高年产量达到90余万吨。在云南，抗战时铺设的叙昆铁路培养出大批煤矿。在陕西，咸同铁路与渭白轻便铁路使同官、蒲城及白水产煤区与陇海路连成一片，运量倍增。大后方也烧起煤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