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管理 ★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双碳”背景下,中央煤炭企业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先行者的双重使命。未来中央煤炭企业将更多地参与地方的生态文明建设,既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央企业自身专业技术水平,也利于其人才优势与地方资源优势的有机融合[1-2]。同时,保障煤炭产业多个技术领域的协同性和共享性,既能为中央煤炭企业经营拓展空间,也可为地方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随着煤炭市场内部产业趋同,煤炭企业之间低水平同质发展和无序竞争愈演愈烈,尽快实现传统煤炭产业的转型升级,跟上国家战略步伐,是新时代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研究中央煤炭企业参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对中央煤炭企业参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商业模式的选择进行合理化分析,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对中央煤炭企业和地方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3]。
在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中,矿山环境治理、水域综合治理、乡村振兴方面问题较为突出。例如矿山生态环境中存在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采空区塌陷、自然景观破坏等问题;而在湖泊水域污染方面,则因为长期受到工农业以及生活污水等面源污染,致使氮、磷等营养物质在水中富集,水体富营养化现象凸显;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及土地综合整治等方面尚存改善空间。
近年来,中央煤炭企业聚焦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项目,发挥了中央企业的顶梁柱作用。经过多年经验和实践的积累,中央煤炭企业在以下方面具备了较为显著的技术优势:采动覆岩离层区注浆充填技术在采煤塌陷区地质环境治理板块实现了重大突破;矿井水回灌技术为矿井水规模化、无害化处理提供了新方法;高陡边坡复绿技术是在废弃矿井治理与生态修复中的一项关键技术;在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方面,微生物强化处理-人工湿地处理酸性矿井水等技术趋于成熟;在乡村生态振兴领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以及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相关技术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土壤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示范工程建设也大大助推了中央煤炭企业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较为严峻,而中央煤炭企业又处于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后疫情时期煤炭市场逐步恢复,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也逐渐加快,煤炭产业有望从中探索更大机遇。对于中央煤炭企业来说,在新一轮发展中找准战略机遇、突破发展瓶颈,遵从市场规律、谋划转型发展,是打开新局面、探索持续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4]。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中央煤炭企业在地质环境治理、乡村生态振兴等诸多领域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多地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央煤炭企业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共享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红利,有助于更好地推进自身高质量发展。针对中央煤炭企业在传统地质找矿中存在的偏重资源勘查工作、向下游延伸较为单一同质化等问题,应逐渐摒弃粗放式增长模式,主动抓住生态文明建设的契机,积极融入地方地质工作服务领域,突破发展瓶颈,这也是中央煤炭企业深化体制改革、拓宽发展领域的助推器。
我国对绿色发展战略部署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央煤炭企业要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基础上,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和地质服务链条,盯紧国家战略方向,在绿色发展方面强化“主力军”功能,为煤炭行业树立标杆[5]。中央煤炭企业应持续发挥表率引导作用,不仅要在推进结构调整与重组、布局结构不断优化、规模实力显著增强、发展质量明显提升等方面发挥标杆作用,也应在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以及高质量发展执行力上为地方企业树立榜样示范。
中央煤炭企业往往具备规模大、影响力广泛、流动性强等特征,这些先天优势是其参与地方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政策的支持和扶持方面可持续性较强,相较于地方企业具有明显优势。中央煤炭企业参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打造央地双方共赢局面。一方面,中央煤炭企业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在企业运行方式以及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实现优化,未来的中央煤炭企业资源配置中,市场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也将越来越凸显[6]。另一方面,中央煤炭企业在核心技术、人才吸引等多层次的优势,使之在参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中更容易发挥核心带动作用。因此,中央煤炭企业与地方融合发展,可以实现双方相互推进,共促转型升级。
新时代的中央煤炭企业不仅要努力服务国家建设,其资产的保值增值能力也不可或缺,利用其核心竞争力创造社会财富是中央煤炭企业的重要职责。因此,参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一般更倾向于具有高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以及高经济效益的优质项目。通过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更好地实现中央煤炭企业与地方政府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有机结合与优势互补。
中央煤炭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减轻投资压力、降低经济运行风险,在地方承揽项目方面优先选择作为乙方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社会工程,“自身优势赋能”模式可以作为未来中央煤炭企业在参与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亮出的一项关键“筹码”。
中央煤炭企业近年来将地质勘探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及金融资本等要素结合,建立了纵横联合的“大地质”全产业链,形成矿产资源全生命周期的产业新格局。在矿山生态治理与修复、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乡村生态振兴以及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等多方面培育了自身的核心技术优势,包括采动覆岩离层区注浆充填、矿井水回灌、高原高寒地区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闭坑煤矿酸性矿井水无/低能耗被动处理、采空区酸性矿井水处理、农用地土壤污染源解析、测绘遥感数据应用等多项技术。在参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项目时,中央煤炭企业可发挥风向标功能,充分利用自身核心技术,多角度深层次融入项目运行过程,与地方政府实现创新成果互利共享。此外,中央煤炭企业具备一定的政策平台优势,与各部委之间信息互通、合作对接的机会较多,可以充分利用该优势,与地方企业合作申报专项资金,承揽国家重大专项工程[7]。
EOD模式(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是将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有机融合,使二者相互助推,最终获得双赢的目标。采取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可有效减轻参与方的资金压力,保障项目顺利开展,同时又可以满足生态治理的需求,使环境质量和项目开发经济价值同步提升。当前,EOD模式中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项目主要是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和PPP+EPC(工程总承包)这两类。未来中央煤炭企业参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EOD项目将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既可以帮助解决地方经济发展中环境治理难以兼顾的难点,又可以使生态环境得到保护修复,同时可实现企业自身获利资产增值的多赢目标。中央煤炭企业采用这种模式参与地方发展的动能大大增强。
(1)PPP项目。中央煤炭企业采用PPP模式参与地方生态环境治理,需要与其他煤炭企业组建联合体,地方政府引入联合体作为投资治理人,并将其确定为合法的投资治理主体,最终通过联合体与平台公司依法合规成立环境治理投资公司。PPP项目是公益和收益兼具的一种项目类型[2],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地方生态环境的修复,这是PPP项目公益性的最突出表现,而项目承担方在产业开发中也获取一定经济效益。项目可以通过公益性生态综合修复与片区综合开发两个步骤实施。公益性生态综合修复部分可以包括水域综合治理、矿山修复。而片区综合开发部分主要指生态环境修复后,规划一定比例的空间进行产业开发。中央煤炭企业及其联合体单位可以利用自身运营能力,引入环境友好型项目,从而实现“环境+社会+经济”效益的结合。
(2)PPP+EPC项目。中央煤炭企业参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不同领域可以选择不同的合作模式,多样性的模式可共同构建央企参与地方发展的产业体系。对乡村进行整体规划实现乡村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包括农村污水处理、人居生活环境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在这一领域中,PPP+EPC项目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运作模式。通过自营性产业项目的开发实现经济收益,包括进行深度投资、融资渠道,使资产实现增值,从而使项目投资人从项目运营中获取收益。中央煤炭企业通过与具有一定规模的同行企业共建合资公司的方式,共同完成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工作。PPP+EPC项目模式倾向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在中央煤炭企业参与时,就是央企与地方企业之间的一种合作模式。以区域的封闭运作、自我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依靠区域内的经营性收入,对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进行了有效隔离,不会对地方政府构成债务负担,而传统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则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资金来实现,但是有限的财政资金难以支撑庞大的环境修复需求,无疑给地方政府带来资金压力[8-9]。中央煤炭企业参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如在乡村生态振兴建设板块,可以采用PPP+EPC模式,进行乡村整体规划与自营性产业载体项目开发两部分建设。通过公开方式选定城市合伙人,中央煤炭企业与合伙人按约定组建合资公司,由合资公司负责具体项目的组织实施。
中央煤炭企业可以与地方国有企业合作,共同推动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参与地方国有煤矿的土地整治、参与地方水域治理等。
以采煤沉陷治理为例,可以根据采煤沉陷地形地质特征,因地制宜地采取生态景观再造、建筑用地稳定性处理等技术治理模式和生态地产经济治理方式,参与地方国有煤矿的土地整治。通过对采煤沉陷区治理,在修复释放土地资源的同时,提升土地价值。中央煤炭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共同参与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可在改变地方采煤沉陷区面貌,形成风景优美、生活宜居生态环境的同时,带动区域经济、人文经济、房地产和工商业的发展。
中央煤炭企业在参与地方水域治理时,也可以采用与地方国有企业合作模式开展。以某中央煤炭企业为例,从2019年开始,在安徽省合肥包河区建设的巢湖蓝藻治理试验深井已经取得良好效果,获得地方政府高度认可。2020年,该企业又通过与地方企业合作模式,采用深潜式高压灭活蓝藻技术处理蓝藻,逐步深入巢湖蓝藻水华治理项目,在原来参与的巢湖治理项目基础上积极拓展延伸。未来,中央煤炭企业参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时,可以更多地采用中央与地方合作模式,实现更高质量、更高品位的深化延伸。
未来中央煤炭企业要进一步加强战略引领,针对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精细化的战略规划及布局。要将重点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在企业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中央煤炭企业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生态建设、地质技术服务等核心技术研究,构建具有高效性和可行性的科技创新体系,使科研生态得到持续优化,增强科技创新在战略规划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关闭矿山土壤污染调查、污染土地治理修复技术等综合研究,形成在生态环境治理板块的一体化服务体系,推动重点实验室建设;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破现有发展瓶颈,加强内部技术人才的培养和领军人才的引进[10]。同时,不断优化研发布局,加强中央煤炭企业下属单位创新能力,通过技术引领发展,加强中央煤炭企业的战略引领作用,提高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契合度[4]。
中央煤炭企业与地方政府务实合作,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优化顶层设计,达成合作共识。中央煤炭企业在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参与度较高,空间较为广阔。双方开展务实合作,顶层设计尤为关键。可以通过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方式,将双方合作过程中的各项制度要求以及权责做出明确规定,不仅有利于巩固合作共识,还可以使未来工作开展更加顺畅[11]。
(2)加强沟通协商,贴近市场前沿。中央煤炭企业要积极搭建与地方政府沟通的平台,建立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充分展示近年来央企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实践中的成功案例,使地方政府对央企的核心技术有充分的了解,对央企发展理念有更深层次的认可。同时,中央煤炭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各方应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主动对接工作,听取意见和建议[12]。另外,积极参与地方政府举办的项目推介会、合作对接会等活动,获取政府发布项目清单,可以使企业更好地掌握正在实施与即将实施的项目概况,更多渠道地了解项目信息。
(3)设立区域总部,强化优势赋能。中央煤炭企业选择在区域辐射能力强的地区建设区域总部,与地方政府协同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央企价值链与地方优势资源的最佳耦合。同时,也可以使中央煤炭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核心技术在地方得到品牌价值的提升[13]。除此之外,中央煤炭企业区域总部的设立,还有机会在地方税收政策等方面享受优惠,可以降低企业在地方开展项目的成本,也有利于中央煤炭企业获取市场需求前沿信息,更精准地把握未来市场所需。
(4)与地方政府共同探索建立相关研究院所。中央煤炭企业可在地方成立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相关的研究院,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通过组建专业性研究团队,将技术更好应用于项目实践,并在项目运行中验证技术的可行性。相关研究院所的成立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需求,有利于同地方已有的其他研发平台相互关联、交叉综合,形成有效的聚合效应[13]。
(1)成立战略联盟,打造“产业航母”。联盟的方式可以使中央煤炭企业产业链更加完整,可持续增强发展动能;地方企业也可以通过与中央煤炭企业成立战略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得到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支持与提高,并很大程度地提升战略视野;中央煤炭企业与地方企业组建企业战略联盟以后,更容易形成当地的“产业航母”,促进生产规模扩大和经济效益的好转[14]。
采用中央煤炭企业与地方研发资源共享、提供关键技术支撑项目等形式,成立战略联盟主攻技术突破,可以提升中央煤炭企业和地方“拳头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
中央煤炭企业要结合自身行业、已有关键技术等特征,选择适当的组织模式,形成战略联盟中各方共同参与、共享收益、合理分配、有序竞争的合理模式,推动形成中央煤炭企业在战略联盟中的主体地位。
(2)中央煤炭企业与地方环境治理企业共建研发中心。中央煤炭企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主动加强与地方环境治理企业的科技联合攻关,针对当前煤炭行业中存在的短板进行攻关创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核心技术进行研发,突破技术瓶颈。同时,中央煤炭企业也可以借助研发中心,分享地方企业的优势社会资源,逐步打开区域发展市场[15-16]。
可与具备关键核心技术的地方环境治理企业签订《共建研发中心协议》,在此基础上,通过研发具体方案的制定,形成一套有效可行的长效机制,为双方开展长期稳定合作提供保障。双方共同提供主要研究经费和引进尖端科技人才,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水平。
通过技术研发及应用的沟通交流,提升双方的技术更新预见能力;通过技术项目合作开发或共同承担科技专项项目(课题),增强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的人才库储备[17]。
(3)中央煤炭企业持续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引领者地位。中央煤炭企业持续开展数字化转型,将数字化技术更广泛应用于企业运营的各个方向,可以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能力,也可以使内外部的沟通环节更加通畅。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数据共享云平台的建设,推动数据资源的归集共享使用,打破数据壁垒;另一方面,应构建技术复杂度更高、技术迭代速度更快、架构更为复杂的数字化协同创新平台体系。中央煤炭企业通过持续数字化转型,为引领者地位赋能创新[18-20]。
中央煤炭企业要积极协调地方相关部门,为地方投资和工作提供支持,争取当地政府在生态环境等相关产业投资、贷款及金融服务多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加大支持力度。做好与地方政府综合管理机构、物资、能源、环保管理部门等的沟通;协调政府关系,及时了解当地政府的政策,主动向政府部门汇报情况;积极向政府提供合理化建议并反馈社会信息[21]。另外,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用好用活各项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包括通过参与矿山生态治理、水域治理、乡村振兴等与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发展高度关联的项目,实现结构性减税、制度性减付;运用财政政策组合与多种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加强企业自身市场化融资能力和水平,在融资过程中最大限度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22]。
[1] 梁壮,邸帅,赵东波.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煤炭,2022,48(11):9-14.
[2] 张胜利,汤家轩,王猛.“双碳”背景下我国煤炭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J].中国煤炭,2022,48(5):1-5.
[3] 魏慎洪,白雪亮,袁祥飞.新形势下我国煤炭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中国煤炭,2022,48(12):16-21.
[4] 杨玲,刘韫漪.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煤炭地勘企业优化产业布局的思考[J].化工矿产地质,2022,44(2):165-169.
[5] 冯静.国企改革背景下煤炭企业市值管理研究[J].内蒙古煤炭经济,2022(20):75-77.
[6] 沈言言,郭峰,李振.地方政府自有财力、营商环境和PPP项目的引资[J].财贸经济,2020,41(12):68-84.
[7] 杨金燕.我国煤炭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内蒙古煤炭经济,2022(20):109-111.
[8] 吴菁.新常态下煤炭企业管理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2,25(22):130-132.
[9] 宋靖.经济新常态下国有煤炭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发展的思考[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22,12(10):178-179.
[10] 程毅.优化煤炭与新能源组合发展战略研究[J].煤炭经济研究,2022,42(10):41-47.
[11] 张宏,郑旭鹤.双碳愿景下煤炭行业低碳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J].煤炭经济研究,2022,42(9):66-73.
[12] 高强.煤炭企业低碳发展对策研究[J].内蒙古煤炭经济,2022(16):166-168.
[13] 仲汉范.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煤炭经济生态圈模式研究[J].内蒙古煤炭经济,2022(7):19-21.
[14] 高宏杰.煤炭行业发展现状和供需形势分析[J].中国煤炭工业,2022(3):75-77.
[15] 卫泓男.我国煤炭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分析[J].内蒙古煤炭经济,2021(14):150-151.
[16] 宋靖.经济新常态下国有煤炭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发展的思考[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22,12(10):178-179.
[17] 陈浮,于昊辰,卞正富,等.碳中和愿景下煤炭行业发展的危机与应对[J].煤炭学报,2021,46(6):1808-1820.
[18] 党洁.新形势下国有煤炭企业管理创新发展的思考[J].内蒙古煤炭经济,2021(14):103-104.
[19] 孔璐.我国煤炭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分析[J].内蒙古煤炭经济,2022(4):49-51.
[20] 王丹识,王荣博.煤炭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问题研究及建议[J].中国煤炭,2021,47(12):7-11.
[21] 李慧,张睿宁,艾先能.我国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J].煤炭经济研究,2022,42(7):48-54.
[22] 廖志高,阮梦颖.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煤炭产业发展多情景构想研究[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1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