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企业各利益相关者非常注重社会、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同步实现，煤炭企业由此面临着承担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压力。企业社会责任观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其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条件，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获得长久生存。在外部资源分布的差异性和内部治理路径等共同作用下，煤炭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高管团队是重要的微观因素之一。高管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TMT)作为制定企业长期和短期发展战略的主要责任人，其决策意向和行为受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密切关注。而个体的有限理性和认知局限，使个人在不完备信息的决策环境下无法关注到事件的方方面面。因此，如何配置煤炭企业高管团队使企业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企业和政府深思的问题。

现有研究发现，不同所有权性质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党建民等(2017)认为国有企业更有利于加强女性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谭雪(2017)认为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披露其CSR；而唐伟等(2017)认为国有性质负向影响财务绩效与CSR之间的效应。但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如何调节煤炭企业高管多样性与CSR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研究。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以煤炭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人口特征学角度研究高管多样性与CSR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异质性对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和作用路径，助力煤炭企业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持续对企业股东、员工、社区、生态等发挥有益作用，实现企业的长久发展。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高管多样性与企业社会责任

高阶梯队理论指出，由于管理者个体的有限理性，对事物的认知、理解、解释的能力有限，进而表现出不同的决策行为，最终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而高管的不同特质是影响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现有对高管多样性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容易被直观观测到的性别、年龄、学历、任期、职能背景等背景特征；另一类是不容易被直观观测到的信仰、价值观、道德伦理等心理特质。大部分学者基于可度量的客观背景对高管多样性和CSR的关系进行研究。其中，文雯等(2017)认为高管具有海外背景的企业更关注社会责任；朱文莉等(2017)认为女性高管人数、高管持股比例均正向影响CSR，而若董事长和CEO由同一女性兼任则显著负向影响CSR；张川等(2014)认为高管中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促进社会责任的履行。本文认为煤炭企业作为能源性工业企业，女性高管占比相对较小，部分煤炭企业甚至没有女性高管，因此，对于煤炭企业高管不适用于从性别角度入手。与此同时，从人口学特征研究煤炭企业高管多样性与CSR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从煤炭企业高管的职能背景、年龄、学历、任期4个维度研究高管多样性对CSR的影响。

煤炭企业的日常运营需要各类职能的支持，高管成员决策时亦需考虑各类职能的协调配合，因此，TMT配置各个维度职能的个体是最基本的要求。各职能背景暗含着个体积累的工作经验和培养的工作能力，团队成员可以在职能互补的状态下实现决策最优化。但是，煤炭开采与销售作为煤炭企业主要经营业务，使企业生产制造的能力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煤炭开采中，煤炭企业面对着保证员工安全生产、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产效益等多重截面，进而使得高管生产制造的职能背景成为企业能够合理、恰当地作出决策且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职能背景。因此，本文认为煤炭企业配置TMT成员时，在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配置了各职能背景的高管且各职能背景高管实现有效沟通的前提下，相对合理地配置具备生产制造职能背景的高管成员更有益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一定条件下，煤炭企业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与CSR负相关。

首先，本文认为年龄沉淀了个人过往的成长经历、处理事务的经验和对待事物的态度，年长高管的回馈社会、注重生态等观念更为深刻。其次，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年长高管更渴望追求高层次需求的实现，对自身的名誉、声望有所追逐，进而降低对风险性较大决策的容忍度，相对年轻高管表现出较为保守的态度，更倾向于通过慈善事业履行企业CSR，从而实现个人价值。但现有研究对高管年龄影响CSR的结论分为两类：一类认为TMT年龄相对集中，对待社会责任的态度将相对一致而不容易出现分歧，决策时候更倾向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其中，韩飞(2017)认为TMT成员年龄普遍较大的企业更愿意履行CSR；林云鉴等(2016)认为TMT平均年龄越大，企业对慈善的热情越高。另一类结论则认为年轻高管受当下价值观的影响，反而加强了披露CSR的可能性。其中，Auden等(2006)认为不同年龄段的管理者在共同决策时，因认知结构、价值观等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企业创造性的决策；王士红(2016)认为TMT中年轻管理者因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更愿意披露CSR，鼓励TMT大胆引入年轻管理者。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在一定条件下，煤炭企业高管年龄多样性与CSR负相关；

H2b：在一定条件下，煤炭企业高管年龄多样性与CSR正相关。

本文认为高层次的知识结构使TMT面临不完全信息的环境下更透彻地分析问题，从而做出合理、有效的决策。首先，多样性的高阶知识背景促成团队多样的知识结构和背景，将为TMT分析问题时获取各方面的专业信息，利于高管理性客观地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其次，学历高的管理者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影响管理者的价值观，进而影响履行CSR行为。其中，顾亮等(2013)认为TMT学历背景越高，企业发生违规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卢馨等(2015)认为TMT的学历越低，越容易发生财务舞弊事件；Sobczak等(2006)认为高等教育对年轻管理者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有一定影响。因此，本文认为煤炭企业高管普遍拥有高阶学历将有助于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在一定条件下，煤炭企业高管学历多样与CSR负相关。

本文认为任期的长短将通过影响高管内心动机进而影响其行为。首先，高管进入企业时间较长时，因对企业忠诚度的加深，决策时会深入考虑如何促进企业的长久发展和提升企业价值。而任期较短的高管可能表现的急功近利，急于在入职后通过提升企业利润这种直观、快速的成就表现自己的能力。但这种“短视”行为使部分任期短的高管无视CSR的重要性。其次，TMT在长时间的团队协作中，因沟通障碍较小、沟通模式独到，成员能快速有效地化解矛盾和冲突，进而考虑企业长远发展。其中，王嘉歆等(2016)研究发现较长任期的管理者会因薪酬不公平而导致无效或者低效投资行为的发生；唐恒书等(2011)研究发任期长的管理者比任期短的管理者更乐于慈善，对帮扶灾区、捐款救助投入更大的主动性和热情。Li(2017)研究发现TMT任期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因此，本文认为如果煤炭企业高管任期较长，且高管团队成员的任期长短的差异较小时，有益于促进各高管间的有效沟通和团结友好，煤炭企业的企业文化将倾向于和平友好，关注人文、保护生态和注重员工利益。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在一定条件下，煤炭企业高管任期多样性与CSR负相关。

1.2 企业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

新新贸易理论强调在同一产业内因企业的异质性而导致企业不一样的行为方式和结果，凸显企业主体性的地位。企业的异质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如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企业融资能力等。陈丽蓉等(2015)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变更对企业履行CSR的影响比在国有企业的负向影响更严重；谭瑾等(2017)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通过竞争战略缓和高管变更和CSR关系时更具备优势。由此可见，国有煤炭企业作为政府大力扶植的对象，更加注重节能减排、社会稳定、保障员工等责任，相比非国有企业能够更主动切实地履行CSR。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a：在一定条件下，国有性质完善TMT职能背景异质性与CSR的关系；

H5b：在一定条件下，国有性质完善TMT年龄异质性与CSR的关系；

H5c：在一定条件下，国有性质完善TMT学历异质性与CSR的关系；

H5d：在一定条件下，国有性质完善TMT任期异质性与CSR的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6年沪深A股煤炭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所需要的煤炭上市公司高管信息均手工整理于各公司的年报和其他相关资料，部分高管信息缺失数据通过检索RESSET金融数据库进行补充；本文所需要的CSR数据由每股社会贡献值进行度量，公式中所需要的部分数据检索RESSET金融数据库所得，其中“捐赠”和“排污费及清理费”通过手工整理各上市公司年报所得。

本文剔除在2008年之后上市和异常指标的煤炭上市企业，共收集到31家煤炭上市企业9年的样本数据。

2.2 变量界定与度量

(1)解释变量——高管多样性。首先确定高管的界定范围，本文参照白景坤等(2017)对高管范围的界定，依据各上市公司年报中所披露的高管团队，剔除独立董事，将具备副董事长、副总裁、副总经理、总经济师、总工程师、财务总监、董秘、董事等及以上头衔的高管人员确定为本研究的高管，若一人同时兼任几个职位，按照最高职位确定。本文将从高管职能背景、年龄、学历、任期的异质性研究其对CSR的影响。本文将职能背景类别划分为生产制造、研发、金融财务、市场营销、法律、行政管理(党务、共青团、工会)、其他，并对各类别依次赋值1～7；高管年龄与各年报所披露一致；关于高管学历信息，本文将学历等级划分为中专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并对各分段变量从1～5依次赋值；任期以测量年份减去上任年份加1，这样克服了在数据收集年份当年上任高管任期的计算。由于年龄和任期属于连续性变量，采用标准差系数测量各自的多样性大小，该值越大，表明多样性越大；由于TMT职能背景和学历变量属于分段变量，采用Herfindal-Hirschman指数进行测量，公式为：

(1)

式中：Pi——i类型占比。H值越大，表明高管团队多样性越大。

(2)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本文选取每股社会贡献值测量各上市公司的CSR。其中，每股社会责任贡献值=(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上期应付职工薪酬+财务费用+捐赠-排污费及清理费)/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该指标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企业对股东、员工、生态、政府等的责任。

(3)调节变量——企业异质性。本文选取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反映企业异质性，对比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TMT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记为1，非国有企业记为0。

(4)控制变量。CSR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资产净利率、总资产增长率分别描述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各变量做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CSR的平均值为2.8565，其标准差为2.8107，表明各煤炭上市公司履行其社会责任的程度参差不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75，首先确定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其次，由表1可知，煤炭企业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FH)与CSR的相关系数为-0.189(p<0.01)、高管年龄异质性(AH)与CSR之间相关系数为-0.099(p<0.1)、高管学历异质性(EH)与CSR之间相关系数为-0.067(p<0.1)，相关性分析结果初步显示高管职能背景、年龄、学历多样性与CSR呈负相关关系；高管任期多样性(TH)与CSR相关性不强。为了更准确验证高管各维度多样性与CSR之间的关系，本文将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p<0.1、*p<0.05、**p<0.01

3.2 回归分析

本文对煤炭企业高管各维度多样性变量与CSR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验证企业所有权性质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Q11、Q21、Q31、Q41分别是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FH)、年龄多样性(AH)、学历多样性(EH)和任期多样性(TH)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回归模型。由表2可知，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对CSR的回归系数为-3.870(p<0.001)、年龄多样性对CSR的回归系数为-13.227(p<0.001)、学历背景多样性对CSR的回归系数为-1.004(p<0.1)，即煤炭企业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年龄多样性和学历多样性与CSR显著负向相关，假设H1、H2a、H3得到验证。而高管任期多样性对CSR的回归系数为0.908(p<0.1)，即煤炭企业TMT任期异质性与CSR显著正向相关，假设H4没得到支持。

Q12、Q22、Q32、Q42分别是企业所有权性质对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FH)、年龄多样性(AH)、学历多样性(EH)和任期多样性(TH)和CSR之间调节作用的回归模型。Q12显示所有权性质对高管职能背景异质性和CSR的影响系数为-3.824(p<0.05)，即所有权性质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假设H5a得到部分支持；Q22显示所有权性质对高管年龄多样性对和CSR的影响系数为14.690(p<0.05)，即所有权性质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5b得到支持；Q32显示所有权性质对高管学历多样性和CSR的影响系数为4.045(p<0.1)，即所有权性质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5c得到支持；Q42显示所有权性质对高管任期多样性与CSR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假设H5d未得到支持。

注：+p<0.1、*p<0.05、**p<0.01、***p<0.001

4 结语

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运用沪深A股31家煤炭上市公司2008-2016年的相关数据，研究煤炭企业高管职能背景、年龄、学历和任期4维度多样性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以及企业异质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煤炭企业高管职能背景、年龄和学历多样性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但高管任期多样性与CSR显著正相关；企业所有权性质对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和CSR的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对高管年龄、学历多样性与CSR的关系均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所有权性质对高管任期多样性和CSR的关系不具备调节作用。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助力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首先，煤炭企业在选举高管时，应该全面考虑高管成员的个人特质以及根据行业特征合理配置整个高管团队。比如，煤炭上市公司因自身主营业务的特点，使具备生产制造职能背景的高管因更熟悉员工工作环境、了解开采对生态造成的影响等而关注企业对社会的责任。煤炭企业应尽量配置学历较高且异质性不大的高管团队，而且高学历团队有较强的能力开发新技术，提高工作效益，进而承担社会责任。煤炭企业应合理控制高管的年龄和任期，合理控制TMT年龄和任期的层次性，实现良好沟通。其次，煤炭企业高管做决策期间，应全面考虑本企业所涉及员工、环境、社区等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利益。最后，国有企业作为“老大哥”，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具有带头模范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应在国家的号召和政策扶持下，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从而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鼓足干劲。

参考文献：

[1] 谭瑾，罗正英.高管变更、竞争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战略耦合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5)

[2] 党建民，李强，邹鸿辉. 高管特征、企业异质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来自风电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工业技术经济，2017(10)

[3] 谭雪.行业竞争、产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7(3)

[4] 唐伟，沈田田.基于产权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7)

[5] 文雯，宋建波.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J].管理科学，2017(2)

[6] 朱文莉，邓蕾.女性高管真的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经济问题，2017(4)

[7] 张川，娄祝坤，詹丹碧.政治关联、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管理评论，2014(1)

[8] 孙德升.高管团队与企业社会责任:高阶理论的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4)

[9] 韩飞.高管特征、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2009-2015年上市公司的数据[J].财会通讯，2017(10)

[10] 林云鉴，纪善敏.高管背景特征、代理成本与慈善捐赠[J].会计之友，2016(4)

[11] Auden W C, Shackman J D, Onken M H.Top management team, international risk management factor and firm performance[J].Team Performance Management，2006(7/8)

[12] 王士红.所有权性质、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J].会计研究，2016(11)

[13] 顾亮，刘振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公司治理违规行为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2)

[14] 卢馨，李慧敏，陈烁辉.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6)

[15] Sobczak A, Debucquet G, Havard C.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students' and young managers' perception of companies and CSR：an exploratory analysis[J].Corporate Governance，2006(4)

[16] 王嘉歆，黄国良.高管个体特征、薪酬外部不公平性与非效率投资——基于嫉妒心理视角的研究 [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6)

[17] 唐恒书，何万波，梁丽.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企业赈灾捐赠机制研究[J].软科学，2011(4)

[18] Li P Y.Top management team characteristics and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size of middle manager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7(27)

[19] 陈丽蓉，韩彬，杨兴龙.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交互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5(8)

[20] 白景坤，李红艳，屈玲霞.动态环境下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如何影响战略变革——基于沪深两市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