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集也叫“赶会”。小时候，最难忘的是和妈妈去赶集。

家里的后墙跟还放着那辆驮着我赶集的那辆永久牌红色弯梁自行车，又小，又破，车身的红漆已经剥落，硬邦邦的后座上什么也没铺，在坑坑洼洼的河堤路上，晃晃悠悠，吱吱呀呀，每次都把屁股硌得生疼。碰上路面大起大落，躲闪不及时，哐当一声，我全身都得震得好一阵酸麻。

可我仍然喜欢赶集。我们这儿的集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农历逢一、逢六在店头镇，逢三、逢八在隆坊镇。每当家里缺这少那了，妈妈都会去翻那个用大铁夹子夹着的老日历，数着手指在嘴里念叨：“嗯，明天是店头十一的会。”她要问我跟不跟时，不管我当时在玩什么，听了都会大声回答：“去呀，必须去！”

集会上是一个民间的博览会。有卖时令瓜果蔬菜的，牛羊猪肉的，有卖干货、炒货、磨香油、做鸡蛋糕、蹦爆米花的，有卖糖葫芦、炸玉米棒、摊黄黄馒的，有卖鞋、卖花布、卖衣服的，还有拔牙、算卦、穿藏民衣服卖虎皮膏药的。一进集头，就可以闻见大料香、蛋糕香、香油香、玉米棒香……打调料的机子隆隆的响着，电磨盘悠悠地转着，香油款款地滴着……当然了，最热闹的还是赶集的人，有扯着嗓子叫卖的，有拿着喇叭吆喝的，有讨价还价纠缠的，有熟人见面招呼的，有小孩哭哭闹闹的，有大人骂骂咧咧的……

集会上没有固定的摊位。各样的新鲜瓜果，小山般错杂堆放，下面仅铺着几条尼龙袋子或者一条破床单，太阳下颜色光鲜，樱桃红、李子紫、杏黄、瓜绿……争鲜比艳，都像是还长在田间枝头，煞是诱人。几个猪肉摊甚是热闹，猪是早晨才杀好黑毛土猪的，那剖开的两半扇猪肉，瘦肉鲜红，肥肉白腴，还冒着热气，伸手碰碰，水波般柔软而有弹性。那时候外地的菜贩子少，卖的菜多是塬上农家自己种的，赶集前从地里采来，晶莹的露水还在叶子间追赶嬉戏，根上沾着的湿泥弥漫出淡淡芬芳。入秋的花生是沾着沙土的，夏末的玉米是裹着青衣、缠着紫须的，丝瓜还是带着花骨朵的，黄瓜和茄子上的小刺密密麻麻的扎手。还有卖活鸡活鱼的，鱼在插着供气管的铁皮池子里游着，鸡在简易的铁笼子里“咕咕”叫着，大多都是自家养的老母鸡、大公鸡，公鸡毛羽光彩丰盈，鸡冠肥硕红艳，步态神奇，叫声嘹亮。那时的人虽然不用电子称，用杆秤不会缺斤少两。

土集的节日氛围非常浓。端午节，卖粽叶、卖糯米；中秋节，卖石榴、卖月饼；春节，卖鞭炮、卖春联，鞭炮小山般堆叠着，春联幕布般连接着；一过初十，卖元宵和小灯笼的就摆摊了。元宵是老式的手摇的，馅只有五仁一种。过年集上，卖带鱼的都变多了，卖糖和瓜子的也尤其多，卖碟碗筷子的也多了，我们这，新年添碗筷寓意好。集会上人尤其多，每只手都提得满满当当的，走路要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平常下诶就散的集，这时要持续到月亮高照。

后来，年集大都是爸爸去赶的，他摩托车带的东西多。每次去，他都要买一箱西风酒、一条延安烟、一袋十斤的瓜子。在路上，他会跟我聊今年的收入，让我猜他挣了多少钱。我故意都往低了说，让他得意地纠正我，把他“哄”得高兴了，我就好要摔炮了。

土集上的东西很便宜。果菜大量上市的时候，往往几毛钱一斤，临到散集的时候，有的甚至论堆卖，即便娇贵如樱桃，也有卖一块多钱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个卖香椿的老头子，那时候香椿才上市，都卖三块多一斤，只有他卖八毛钱，还是很少有人买。他的椿芽太老了，叶子已经变绿了，只有叶梢还泛着些紫色。我妈问，怎么这么晚才掰啊。他回答，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子女都在外面打工呢，就这些，还是求邻居帮他掰的呢，就是换几个烟钱，跟妈妈说话的时候，他的头始终耷拉着，显出衰颓的老态。曾从一个纪录片上看到：“集是生产力落后的产物”，如果这句话是对的，我倒希望它有一天会消失。

我是吃着集会长大的，吃那只有在集会上的才卖的沙沙甜甜的西红柿，吃那沾热油便满屋飘香的香椿，吃那石膏点成老豆腐，吃那布满泥土和虫眼的绿叶菜。

我还是想再和妈妈赶一次集会的，坐上妈妈那辆自行车，在那条已经覆盖了水泥的河堤路上颠簸着……